昆仑两万里科考记

　　马 鸣 新疆生地所退休职工

　　看如今的新一轮青藏科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1987年至1992年，历时五年的第一次喀喇昆仑山-昆仑山综合科学考察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全面展开。这是继青藏高原科学综合考察（1973）和横断山科学考察（1981）之后，又一次针对高原的大规模综合考察。此次，汇集了国内几十家科研单位及数百位学者，由中科院“综考会”组织，是规模空前的科学考察。当时我们所只有张累德（土壤组）、王志超（地质地貌组）、陈亚宁（冰川组）、高存海（地理组）、马鸣（生物组）、张作鹏、宋宜山等人参与其中。

　　昆仑山科考营地，每年在野外都是连续三四个月（马鸣 摄）

　　能够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科学考察，机会难得。一开始去北京体检，首先通知的是研究室主任谷景和先生，因为身体原因，他没有过关。我能够参加，完全是巧合。后来的几年，证明这不是一般的科研活动，它汇集了一大批自然科学界的顶尖人才。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能够有幸与这些专家和院士在一起摸爬滚打，耳濡目染，就相当于硕博连读，拜师学艺，同吃同住，手把手学，获益匪浅。

　　下面是根据当时的科研笔记，整理的科考趣闻。点点滴滴，铭记在心。

　　越野车一上到昆仑山上，没有走出40公里，钢板就断了五六根。路况太差了。火山组的队员们只好丢下汽车，从当地普鲁村维吾尔族牧民处租借了十几头毛驴，继续前进。出师不利，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克里雅“普鲁火山”之行会这样艰难。第三天中午，行进在山谷中的驴队迎面遇上了洪水，为了抢救装备，组长王富葆先生（南京大学）的一只鞋也被冲走了。

　　以后的几天里，随着海拔高度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队伍中不时有毛驴躺倒在山坡上，赖着不愿意走了。有一匹扶不起来的小毛驴，干脆就地倒毙，留在了山道上。第七天，队伍终于翻过了昆仑山，爬上了高原面，来到了离普鲁火山群不远的地方，与藏北地质组汇合。

　　据说1950年代初，这里曾经有过一次大地震，并引发了罕见的火山喷发。可现在却看不出什么痕迹，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难道三十年的变化会有这么大！

　　普鲁火山口静悄悄（王铁男和邢睿 提供）

　　考察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野外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可到了第16天，由于半路上增加了几个民工，火山组的粮草出现了危机。经过调济，用萝卜土豆维持了几天。

　　有一次，在山坡上采集植物标本的吴玉虎先生（西北高原所），遇上了几头野牦牛，本想靠近拍个照，不想最壮的一头老公牛气势汹汹地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吓得吴玉虎先生傻了眼，附近的队友也都惊呆了。成吨重的野牦牛奔跑起来，地动山摇，如同战场上的坦克车一样，轰轰隆隆，惊心动魄。前年，在藏北无人区，“小石头”开的北京212越野汽车就被野牦牛顶了个趔趄。一想起来，心惊肉跳。眼前的这只大公牛，也许仅仅是为了炫耀和警告，它就像一阵风卷起一路尘土，斜插着奔跑过去，没有伤害到吴玉虎。虚惊一场，尽管这样，看吴老师，面黄如土，大汗淋漓。

　　凶猛的野牦牛（马鸣 摄）

　　七月下旬的一天，火山组从藏北撤了下来，有几位队员由于高原反应病倒了。吴玉虎的脸也肿得像一个紫茄子，嘴唇厚厚的，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来自非洲的黑人。当时，地质组深入到羌塘高原腹地，被暴风雪困住了。当他们回到大本营时，一个个模样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后来，有人称这次克里雅火山之行为“死亡行动”。

　　在克里雅河谷中扎营（马鸣 摄）

　　与藏野驴并驾齐驱

　　奔驰在高原上的藏野驴，看上去是非常高大威猛，它们总喜欢与汽车赛跑，而且非要赢了不可。在新疆的当地人习惯于“指驴为马”，因为它们都是马科的动物，确实很难区分。

　　千万年来，经过高原环境的不断锤炼，藏野驴的身体器官已经变得非常特殊，适应性很强。在缺氧环境下，竟然与汽车赛跑，可见其心肺的功能无比强大。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低海拔的人们，要逊色许多。第一次上高原，很容易出现不适反应，诸如头疼、失眠、上吐下泻、四肢乏力、心跳气喘、肺水肿、心肌肥大及其他一些症状。年轻人可能更厉害一些。而一般老队员，看上去似乎很沉着，高山反应也不太明显。正因为如此，危险性亦更大。迟钝而没有表征的人，体内的致命隐患不容易暴露，一旦发病就很严重。

在阿尔金山与藏野驴赛跑（马鸣 摄）

　　除此之外，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常常令人措手不及。如一次汽车在奴尔河上游河道中熄火搁了浅，当大伙正在河道里奋力推车的时候，山洪卷着泥石翻滚而下，汽车险些被冲翻，队员也被冲到了一边。不一会用钢丝绳加固后的汽车就被洪水淹没了，波涛汹涌，令人心疼。队员们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眼巴巴地守在河边，等待洪水退去。直到第二天，前来增援的昆仑牧场拖拉机才将面目全非的汽车拉出了河道。

　　正是这样艰苦的环境，也常使队员们的心中产生一个悬念：回到盆地，我们还是一个健康人吗？

　　高原上的王者——雪豹（马鸣 摄）

　　瞻前顾后，酸甜苦辣，细思极恐，一言难尽。不过，只要回首想一想，我们这支队伍是久经考验的、经过几十年高原科考锻炼的一群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尖兵，在为祖国争光的功劳簿上可圈可点，就感到无比欣慰。尽管在老一辈人的身上留下了一些“纪念品”，诸如与同龄人相比头发脱落的更早、鬓角先白、牙齿早落，还有风湿病、胃溃疡、心肌肥大等。但是，“科学无险阻，只要肯登攀”的格言始终在激励着人心，使他们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所以，每当疲劳之余，经常是高歌一曲或美餐一顿或做一个甜蜜的梦，他们就又精神抖擞了。

　　看来，“忘我”确实是一种伟大事业的动力呵。

　　勇敢飞越冰河（马鸣 摄）

　　这天，大家在冷水泉营地汇合了，队员们纷纷报告着各自的收获。中国首次登上南极大陆的著名科学家张青松先生（地理所）不无兴奋而又神秘地从怀中摸出一块石头，低声向队长武素功先生（云南植物所）报告一个重要发现。站在一边的王富葆先生（南京大学）则津津乐道，唾沫星四溅地对今天的重大发现做出令人意外的推断。这一夜，他们看上去都挺兴奋的。

　　张青松怀里的这块石头，确切地说是一块采集自昆仑山-阿尔金山海拔约5000米的泉水化学沉积物——泉华。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沉淀在泉华中的古植物化石叶片，这在绵延几千里的昆仑山上还是首次发现。

　　1973-1980年代，就是他们这些中国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的队员们，曾经在希夏邦马峰下发现过高山栎的化石标本。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了学术界，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这一重大发现，对高原的隆升过程、范围、幅度和年代等理论问题，做出了大胆的推断和肯定。时隔十几年，在青藏高原的另一端又发现了几种植物化石，其意义自不必说了。

海相沉积古生物化石——引自《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古生物》

　　根据板块学说，自从冈瓦纳大陆解体、古特提斯海退去、劳亚大陆碰撞，经历了数亿年的地壳构造运动，昆仑山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我们从古生物组的一系列发现知道，这个地区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约20个门类1600多种）证据，其中一些来自于海相沉积层，包括珊瑚、三叶虫、腕足类、双壳类等。从古生代到中生代，地壳逐渐隆起，大陆挺起，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第二天，一大早队员们就来到了化石发现地，继续寻找其他线索。化石是从一块半埋在山坡上的数吨重的“飞来石”上敲下来的，由于找不着原始出处，就无法根据地层来推算其形成的年代。但通过其他方法，仍能够初步断定，数百万年前新疆南部的昆仑山地区海拔高度大概只有2000米左右，当时降雨量充沛，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属于常绿阔叶林或者落叶树种，如栎、柏、桦、杉等。随着更新世以来高原的迅速抬升，阻挡了湿润气流，干旱化加剧，山地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那密布的高大树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稀疏的垫状小草。面前的景色，只是一片缺乏生机的寒漠，风化的砾石，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

　　队员们在海拔5100多米的高度上搜寻了一整天，仍然没有找到这块“飞来石”的断层原址。最后，又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飞来石”，从上面敲下的化石标本，如同一幅幅画面，向我们展示着远古高原那秀丽的森林景色。看呐，北边的稀树草原上，一群三趾马正向我们走来。

　　一夜难眠。这不仅仅是由于高原缺氧，呼吸赶不上趟，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地貌组的队员在北边昆仑山支脉海拔4690米处的冰川喀斯特石林溶洞附近工作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串“雪人”足迹。当然，他们在几个溶洞中都没有找到关于“雪人”的任何遗物包括毛发和粪便什么的。附近只有一些岩羊和大群正在产羔育幼的雌性藏羚羊。

　　昆仑山上真的有野人吗？这还一直是个谜。

　　上个世纪60-90年代，国内学者和一些民间人士就对野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分析，什么神农架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罗布泊野人、杂交外星人等，不一而足。近几年有关“野人”的文章也常见诸网络，执着的人们甚至还出版了一些书籍，玄乎奇悬。学术界喜欢调侃这方面的新闻，究竟有没有野人，争执不断。当然，野人与外星人不一样，生物学家对野人一般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至今有关野人的实物证据太少了。

　　第二天早晨，出于好奇心，考察队中的几个年轻人自发组成了“雪人寻踪小组”，准备沿着足迹追寻“雪人”。临出发前，老青藏队队员冯祚建先生（动物所）很有风趣地告诫小伙子们：留心一点，千万别被“女雪人”给掳去了。过去，确有媒体报道过这类滑稽可笑的“事件”。

在阿尔金山与昆仑山之间奔驰的藏野驴群（马鸣 摄）

　　驱车穿越藏野驴奔驰的针茅草地，队员们来到“雪人”出没的岩洞旁。小徐脱去脚上的登山鞋和袜子，试着在地上踩出了几个脚印，并且拿出钢卷尺一边比划一边解释道：“看，尺码一样，形状一样，直立行走，步幅也差不多，应该是个女人或者小孩的脚印”。张老师和小费端起了相机，拍摄下地上的“真迹”。

　　可是，环视周围，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野人依靠什么生存呢？登上山崖，奇峰怪岭，尽收眼底。队员们举起望远镜四处搜寻，足迹消失了，荒山野岭依旧是那样的寂静。

　　雪人——你在哪里？

　　傍晚，队员们回到了营地。根据采集到的粪便和痕迹分析，最后断定那不是什么“雪人”的足印，而是棕熊后足踏出的痕迹。一开始队员们忽略了夹杂在大脚印中的小脚印，那是棕熊前掌踩出的。后来，我们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及阿牙克库木湖边，也遇见类似的一串串大脚印。而且，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曾经拍摄到棕熊亦叫藏马熊一家三口的照片。

　　尽管虚惊一场，“野人”风波所引发的争论，仍使好奇的队员们度过了又一个充满梦幻的夜晚。

青藏高原上的神奇的动物王国（马鸣 摄）

　　清晨，我们生物小组一行7人离开了海拔4200米的牙布卡哈里克营帐，向南面的昆仑山雪峰进发。

　　我们是骑着毛驴上山的，这样可以缓和高原反应的苦恼和爬坡的艰难。

　　过了河，一阵喜马拉雅雪鸡的鸣叫声吸引了我。于是我把毛驴放在一个大石头边，徒步爬上山去追赶雪鸡。可惜当我一口气爬上百丈高的砾石坡时，雪鸡早已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回首再看，驴子在山下的团团云块中时隐时现，当我回到坡下已不见毛驴的踪影。

我的两位研究生在昆仑山上骑着小毛驴蹚冰河（马鸣 摄）

　　我知道毛驴是认识路的，赶紧往回追，一直追到河边，才隐隐约约看到驴儿下了河。这时，洪水下来了，驴子被上涨的洪水冲倒了，我也没入水中，猎枪和相机都进了水。脚下一滑，腰间的子弹袋也浸湿了，好险，我很快站了起来，退到岸上才没有被一股大浪卷走。

　　这是一股间歇性洪水，类似于冰坝融溃后，出现的突发现象。驴子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四处寻找，可能已经跑回家了。顾不得它了，我独自继续上山调查。

　　半道上，遇见返回的队员，我就从他们手中牵过另外一头毛驴，继续采集标本。

　　在云雾中穿行，三个小时后发现自己误入了另外一个峡谷。真像是鬼使神差似地绕了半天，海拔表显示的高度是4900米。直到傍晚，西部天空中出现了一片亮光，这才知道自己走错了方向。

　　焦急和慌乱，加上断断续续开始的小雨加雪，嶙峋山路，身体已经是精疲力尽。多亏有毛驴陪伴，才不至于特别地恐惧和凄凉。

　　赶着毛驴走了一个多钟头，下到了海拔4700米处，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衣服已经淋湿了，浑身只打颤，膝关节也不听使唤了。就这样等待天亮吗？

　　不行，一定要回去，不能够给大家添乱。我立刻重新振作精神，拖着僵直的双腿，借助驴缰绳的牵引，缓慢向山下走去。直到深夜两点多，离营地可能不远了，我试着呼喊了几声，并鸣枪报警，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响。

　　磕磕绊绊，好容易绕过一个大山包，在另一侧听到了河水的声音。这也许是营地附近的河吧，我未加思索赶着毛驴就下了陡坡，冲向河边。但下到了山底，才发觉不对，驻地也许还在山的另一边。顿时，我绝望了，还有力气爬回几百米高的山脊吗？

　　在摸黑爬回山脊的路上，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只想就地躺倒睡一觉。这时已不是什么高反了，懈怠、饥饿、寒冷、疲劳、困乏、恐惧代替了一切。我几乎花费了四五倍的精力和时间，颤颤巍巍，才回到刚才让我兴奋的地方。

　　随着海拔的降低，雪片变成了沥沥细雨。我已经困得不行了，真想把驴就地放倒，好好地在驴身边睡一觉。可一想，甘心嘛，如果帐篷就在山脚下，天一亮岂不叫人耻笑。我咬紧牙，继续挪步，向山下走去。

　　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不成功则只能与驴为伴，在荒野里过夜。透过夜雾，毛驴似乎认出了归路，没命地向前跑去。我拉着缰绳顺坡滑溜，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土。溜到了半山坡，终于听到远处有牧羊犬和牲口的叫声，到家了！

　　我放开了缰绳，向山下跑去。此时已是凌晨四点，营地静悄悄的。原来组里的其他人包括向导和民工也迷失在山雾中，好在都是结伴而行，没有发生意外。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天以后，民工从雪地里牵回了我前面丢失的那头毛驴。竟然是安然无恙。

　　据民工说，它一直没有离开与我分手的那个山坡和那条河。

　　后记：从可可西里到红其拉甫，再从阿尔金山到帕米尔高原，考察区域40多万平方千米，东西横跨四川、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五省区。我们这支喀喇昆仑山-昆仑山综合科学考察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每年春天都会在乌鲁木齐集中，一起开拔南疆。昆仑两万里，一点也不夸张。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们陆续出版了系列专著和论文，科普文章却不多见。后来，我又单独去了几次昆仑山和羌塘高原，在玉树，在那曲，在阿里，有一次沿着昆仑南麓单车穿越藏北羌塘无人区。文章里的一些野生动物照片都是后来几次考察拍摄的，包括了黑颈鹤、班头雁、藏野驴、野牦牛、雪豹等专题调查的一些资料。最后要感谢所有参与者和合作者，还有我的老师和学生。特别是先辈们的帮助和付出，一些人已经逝去，我不会忘记他们！

雄性藏羚羊，拍摄于可可西里（马鸣 摄）

青藏高原黑颈鹤繁殖与迁徙研究，依协克帕提流域（马鸣 摄）

天高任鸟飞——青藏高原特有的班头雁（马鸣 摄）

卫星跟踪秃鹫迁徙，飞越青藏高原（马鸣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