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举“生地精神”旗帜的人们——我所亲历的人和事

王让会 二级教授

现工作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副院长

　　看到所庆的通告，心情似乎与往日有些不同；好似有种说不清的力量在催促自己一定要写点文字，记录一下曾经工作20年的人和事；但20年间经历的事情太多，研究所发生了巨大变化，自己一下子又不知从何说起；无论如何，20年的人生经历是难以用有限的文字表达的。为此，自己不得不控制住散乱纷繁的思绪，尽可能简要地梳理难以忘却的过往。不妨还是从1987年7月13日，我首次到达乌鲁木齐说起吧——

　　那天，我到分院办公楼报到时还未到上班时间，碰到了当时的分院团委书记牟振江，寒暄中了解到恰逢分院成立30周年，他介绍了分院的科研成就以及内地青年支疆的简况。而接下来我就直接参与了分院30周年的一些活动，还被安排为专家学术报告播放投影胶片，有机会聆听了土壤分类专家李子熙、作物育种专家王仲田、微生物专家关桂兰、遥感专家丁志等前辈们的精彩报告。也就在那时，自己从分院30周年纪念画册中，看到了中科院首届竺可桢野外贡献奖获得者毛德华、夏训诚及杨利普先生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照片。三位学者均是那时自己敬仰的长者，然而无独有偶，后来的研究工作，却与三位学者产生了不解之缘。与杨利普先生交往缘于我西北农林科大学习期间的土壤学老师宁克仁先生，他托我购买一本杨先生主编的《新疆综合自然区划概要》，那时信息交流闭塞，专业书籍难求，我去了许多书店都没有买到，无奈中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杨先生；忐忑地与杨先生见面并说明来意后，我就告辞了。后来我才知道杨先生把他收藏的一册著作亲自寄给了我的老师宁先生。这件事就已使我感动不已，然而更让我难忘的是在1988年4月的一天，杨先生把他的著作《新疆水资源及其利用》亲自送到了我的办公室，并在扉页题词“让会同志指正”；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忐忑不安，而更多地则是无比的崇敬！与夏训诚先生的交往，缘于我工作后参加了他主持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项目，成为一名沙漠考察队员；这项国家科委的重大项目由多个部委十多个单位的上百名科研人员参与。1989年10-11月，我随考察队沿和田河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时，除了专业科考调查样地外，推陷车、搭帐篷、挖水坑、搭锅台、寻薪柴，甚至烧水、洗菜、揪面片都是队员们的日常工作；在麻扎塔格宿营地，夏先生考察之余为40多名队员烙制的葱花饼的香味，似乎现在仍刺激着自己的味蕾；他当时虽为研究所所长及考察队队长，他的举动着实让人感动。1990年10月，我曾由沙雅基地（王仁南先生当时负责基地后勤事务）搭乘石油勘探部门的直升机进入沙漠腹地，依托石油部门的临时基地开展生态考察；至今难忘的是亲历了沙漠中的一次暴风雪，见证了“沙漠中没有大气降水”不实推断的真相，当时拍摄的沙漠雪景收录在2006年出版的《塔里木河》中。1993年9月，夏先生策划召开的十多个国家学者参与的ISCTD国际大会，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2005年5月的第254次香山科学会议“罗布泊地区环境变迁和西部干旱区未来发展”召开，汇聚了学者们的思想碰撞，而夏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多地凝聚在《神秘的罗布泊》中。与毛德华先生的接触还是他卸任自治区副主席岗位之后，他兼任新疆生态学会理事长，我担任秘书长初期那段时间，他多次组织协调学会工作以及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论坛；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他领导的荒地考察队取得的《新疆重点荒地资源合理利用》成果，则是生地所全面开拓新疆资源、环境、生态、地理、经济发展研究的原创性工作，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为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们成为“生地精神”的重要创建者。

　　野外站是生地所科研实践与服务地方的宝贵资源，许多科研人员长期舍家守站，开展了一系列原创性工作，更重要地是在当时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践行着艰苦奋斗为核心的生地精神。所里的野外站自己都已到访过了，记得最早去的是莫索湾站；那时开展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三北防护林地区遥感综合研究”需要气象观测仪器，课题负责人刘培君、余其立老师安排我去站上借仪器，见到了黄丕振先生，后来多次去过。在执行南疆典型区防护林调查时，由且末到洛浦、和田途中，到过策勒站，见到了张鹤年先生。而阜康则是当时典型区调查的重要区域，有时吃住也就在阜康站上，曾多次接触过李述刚、程心俊先生及王周琼老师，他们的成果《荒漠碱土》、《荒漠农田绿洲生态系统中养分循环》弥足珍贵。阿克苏站最初一次是1989年穿越和田河到达阿拉尔后去的，后来多次到访过。而巴音布鲁克草原站及天山积雪站大概是2002年下半年才去的，那时基于我所“九五”攻关项目“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成果的重大社会影响，以及塔河治理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之后，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拟立项从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角度开展研发；在进行观测实验前期选址时，陪同当时的所长张小雷及黄子蔚老师在塔河下游考察后，沿独库公路进入天山腹地了解区域地理水文生态环境时路过的，那里曾是衣尔道来提·依斯拉拜克及热合木都拉·阿迪拉等同事长期工作的地方。天山积雪站则凝聚着胡汝骥先生等一批前辈们的心血，2004年出版的《中国天山自然地理》是其一生研究成果的缩影。真正到访吐鲁番站，是西部大开发五周年之际，我参与组织新疆第五届青年学术年会时的事情了；潘伯荣先生等同事在此开创了许多原始性工作，现在也成为盛名远扬的研究及科普基地。现在讲起野外站似乎很轻松平淡，但就当年而言，野外站路途遥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就是他们那样一批批义无反顾的野外站上的生地人，在实践中探究着一个个科学难题，同时，又一点点地汇聚并孕育了今天的生地精神。现在野外站点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站也成为CERN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接着国内外的研究者。

　　生地所对新疆两大盆地、天山托木尔峰、博格达峰、阿勒泰山、昆仑山及罗布泊的考察研究，甚至西藏阿里地区等综合考察研究，做出过历史性贡献。而对塔里木河的系统研究，生地所更是功不可没。由于我所从事专业的缘故，自认为对梁匡一先生是比较熟悉的，不仅与他探讨过遥感问题，而且还探究过罗布泊是否游移的“世纪难题”；但全面地了解他则是《我的攀登》出版之后，从这部自传中才体味到了梁先生与彭加木先生的真情实感，探索环境遥感的艰辛，熟悉多国语言的轶事，特别是他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期间多次针对塔河治理议案的执着，以及长期照顾岳母生活的阅历；梁先生的这些往事的确使我感慨良多，以至于梁先生生前曾打电话慨叹我是唯一细读他的传记并梳理他内心真实感受的读者。事实上，对塔河的了解，缘于我刚工作后正值梁先生与刘培君先生主持的“塔里木河流域遥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收尾，他们可以说是80年代塔河团队的代表人物。那时我间接地接触到了不同专题遥感制图及空间资源环境分布的特征，就是这种偶然的机遇，却促成了自己热衷于塔河研究十多年的契机。后来，被誉为“塔里木河活字典”的樊自立先生，把我纳入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的塔河研究团队。而樊先生对塔河的挚爱，可以通过他73岁时出版的著作《塔里木河与罗布泊研究》自序中略见一斑——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去世以后将他的骨灰撒在塔里木河河畔或胡杨林中，让他能够永远地陪伴着亲爱的母亲河！这是多么深厚的情感才能流露出的心声呢？我与樊先生的多年合作，是他成为了影响我研究干旱区问题的尊敬长者及重要学者。90年代的塔河研究团队体现了老中青结合与多专业协同攻关的优势，而塔河项目负责人宋郁东先生长期从事科研管理与研究工作，荒地科考、盐碱地改良、坎儿井国际化研究、棉花高产等都有他工作的印迹；1998年，他作为研究所整合并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之后的首任所长，创新管理理念，策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国内外研究计划，而塔河研究国家成果的产出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张立运先生是我在塔干考察队及90年代塔河团队的合作者，与张先生探讨Raunkiaer生活型、植物地理、短命植物、生态水位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生地所有一批甘于奉献的学者群体，践行与发扬着生地精神。张佃民先生是植物分类及植物资源专家，在研究所时我与他接触并不算多；但在80年代末期，由于当时自己对比较前沿的数量分类发生了兴趣，起草了工作后的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巴旦杏数量分类及种的环境适应”建议书；那时规定同行专家推荐才能申报，虽然后来因种种原因未予申报，但张先生欣然推荐的举动，着实让我感激。刚工作后，我被分配在技术室遥感组，刘培君先生是负责人，刘先生的吃苦耐劳精神终生难忘。为了持续观测农田小气候效应，他与我等同事晚上在222团北沙窝边凸凹不平玉米地里遭受蚊虫叮咬的情形，现在想起来还都有些惧怕；同时，在阜康挖掘土壤剖面时，他带病与余其立先生执着坚持的窘况，仍象电影一样在我脑际萦回；而在且末、和田等地步行或骑自行车调研的囧境，至今仍记忆犹新。技术室的张炳林先生，是电镜操作及维护专家，他研发了“用于电子显微镜观察液态样品的冷冻溶蚀制样方法”国家发明专利，还在他退休之时，欣然送给我专利资料及电镜照片作为纪念。周兴佳、李崇舜先生均是沙漠环境领域的专家，塔干考察时接触较多，学术活动中多次聆听过他们的报告；而1991年出版的《新疆沙漠化与风沙灾害治理》（夏训诚、李崇舜、周兴佳等著）及1996年出版的《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周兴佳、樊自立等为副主编）成果，则是一批沙漠人开拓性工作的缩影；与周先生在2000年夏季，参加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国家林业局（现国家林草局）组织的“西部大开发建设绿色家园”活动，不过他在东北、华北组，我在西北组。韩德麟先生是土地科学领域专家，虽然接触不多，但他的著作《新疆人工绿洲》于2001年出版后，他特意送来一本签名书，而当时我正在开展山地-绿洲-荒漠系统（MODS）耦合关系研究，该部著作着实对研究起到了重要帮助。张累德先生是土壤分类专家，他退休后把他及研究所不同研究团队采集的土壤样品按照土壤地理学、土壤发生学及土壤分类学的原理与方法，制作成了土壤标本，至今在标本馆陈列展示。王积强先生是在1992年10月初，我陪同日本专家赴天山1号冰川考察时偶遇的，当时请他为外宾介绍过冰川的区域分布特征。闫顺先生是地质环境及区域发展领域专家，2000年后，开展乌鲁木齐荒山绿化工程规划设计研究时曾在一起，他90年代初出版的《亚洲大陆地理中心旅游资源与开发》成果，特别是对“亚心”的科学计算，对后来开发意义深远。红柳专家刘铭庭先生，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柽柳研究中，退休后还拖家带口在南疆种植红柳大芸，把科研成果写在了脱贫致富及生态保育的道路上，是“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典范。对学术成果的关注，我与胡文康、管绍淳先生有过不少接触，而与胡文康先生的最初认识还是80年代末，他担任塔干考察队学术秘书之时。而更多地与相关同事探讨学术问题还是自己担任《干旱区研究》编委及《干旱区地理》副主编之后，参加《干旱区地理》创刊30周年研讨会，则是自己离开研究所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务活动。虽然后来还受科技部委派来所检查验收陈曦主持的中亚项目及雷加强主持的中非项目，那都是近几年的事。

　　生地所的文化传承及人文情怀形成了浓厚的氛围，也感染了我。1990年3月，学雷锋活动如火如荼，各研究室争先恐后地准备不同形式的演讲报告，我应邀撰写了题为《雷锋辉煌的人生》的长篇诗歌，苏芸（现居美国）朗诵后赞声一片。在1991年建所30周年之时，我以后来者的视角撰写了长篇诗歌《站在开发的前列》，梳理了建所30年的辉煌历史及巨大成就。90年代后期，研究所文化创新活动频繁，有感于老一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受邀撰写了反映生地精神的报告；我当时所在的土壤室支部书记窦守贵先生代为在大会发言后，他多次慨叹那些文字真实记录了他们那代人的真情实感。2005年12月，新疆分院召开科技职业道德教育报告会，我作为代表把自己对“生地精神”的感悟，进行了一次全面地梳理与诠释。生地所不知从何时起，每年要为走过金婚的夫妇职工举行庆贺仪式，这是对曾经为生地精神添砖加瓦的人们送去的最真挚的敬意和祝福。2012年，凝结着沈观冕先生新疆情结，集毕生心血完成的120余万字图文并茂的巨著——《新疆经济植物及其利用》出版，他给我及爱人赠书扉页“贤伉俪留念”的手迹，把生地精神中团结和谐的理念表露无遗，也把他谦逊平和的风格展示的淋漓尽致。

　　在生地所的发展历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专家同仁，用他们的实践丰富着生地精神；土地资源专家张丙乾、张斌、李盛湖、杨洁泉、李培清，植物资源专家刘国均、毛祖美、杨戈，动物专家谷景和、高行宜、王德忠，植物生理专家努尔尼沙、高海峰，土壤遥感专家刘兴文，草地专家肖笃志，育种专家王国福，技术专家许国英……；而生地精神还凝聚着一大批管理工作者、技术支撑人员的共同奉献。在生地所的历史发展中，自己是位后来者，也是小字辈。目前，生地所已走过了她的花甲之年；也由过去的无国字号人才及平台的“三无”所，拥有了肖文交院士等一大批老中青专家学者，一代代生地人正在传承和延续着历久弥新的生地精神。

　　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缘于中国核试验及后来彭加木科考而具有神奇色彩的罗布泊，自己还未能涉足。未来的岁月里，我一定要再回新疆，到罗布泊，到天山南北，感悟第二故乡的自然魅力与人文情怀。巍巍雪山、瑰丽绿洲、辽阔草原、雄奇大漠……是生地精神的发祥地，也是生地精神的展映台；一代一代的生地人，在这块创新的沃土上，书写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恢弘篇章，也托举着生地精神的飘扬旗帜，迈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